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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秘史》中体现的女性重要性

来源:现教传媒网 发布时间:2018-05-10
摘要:《蒙古秘史》中体现的女性重要性 王孟秋 黄莎莎 张楠 《蒙古秘史》(《纽察脱卜察安》)是十三世纪流传下来的唯一史籍巨著。这部作品无论是作为蒙古史学著作和蒙古文学作品,还是作为蒙古史方面的史料来看,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里,本人从女性的角度

《蒙古秘史》中体现的女性重要性

王孟秋 黄莎莎 张楠

       《蒙古秘史》(《纽察·脱卜察安》)是十三世纪流传下来的唯一史籍巨著。这部作品无论是作为蒙古史学著作和蒙古文学作品,还是作为蒙古史方面的史料来看,都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在这里,本人从女性的角度来探讨一下《蒙古秘史》的史学意义。
       成吉思汗创立帝国初期就意识到他的帝国幅员辽阔,他要靠儿子帮他打江山,守江山则要依靠孛儿只斤氏家族的女人们。他没有汉族男人歧视女性的习惯,在位期间,他会亲自为女儿安排政治婚姻,在婚礼上赋予女儿们至高无上的统治权,将蒙古周边的小国交给她们打理。她们也忠心地替父亲牢牢控制着丝路上的贸易,扩张王国的领土。他的女儿身兼征战与经商两重重任。但《蒙古秘史》一书中谈论最多的就是男人们马背打天下的事,女人们的生活和地位却谈论得很少,只有几章,或者寥寥几句。在《蒙古秘史》中有一句没头没脑的“女子每行,赏赐咱”(给本族的女子们恩赐吧),让人疑窦丛生,显然遗落在历史中她们的足迹很多都已被人为地抹去了。但这并不能抹灭我们对当时女性真实生活与地位的探索。以下我们节选《秘史》中的第18、20、21节进行分析。

本土萨满教与感光受孕的传说

       这三节引入阿阑·豁阿借日月之光感光受孕,女性感光怀孕母题也出现在有关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北魏道武帝诞生的传说中。关于契丹族起源的问题,一直以来众说纷纭,木叶山的具体位置也存在很大争议。占·达木林斯荣先生通过多年精心考释,认为肖姓契丹是唐代游牧于阿鲁科尔沁旗地面的九姓铁勒人的后裔,木叶山即今阿鲁科尔沁旗境内朝格图山。此考释较张柏忠先生提出的“木叶山为阿鲁科尔沁旗南面的天山”更加具体、确切。且达斡尔族与契丹有最近的遗传关系,为契丹人后裔。至于鲜卑族,它是我国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其族源属东胡部落,兴起于大兴安岭山脉。建立了辽国的契丹族和建立了北魏的鲜卑族,都被认为是与蒙古血统相关的北方游牧民族。因此,类似的母题出现在成吉思汗一族的先祖传说中是非常自然的事情。然而这一母题的宗教根源却是萨满教。
       萨满教是原始宗教的一种,以其巫师“萨满”而得名,曾为中国北方阿尔泰语系诸民族和西伯利亚、东亚、北欧和北美地区原住民所信仰。在中国,阿尔泰语系通古斯语族的满、鄂温克、鄂伦春、赫哲、锡伯等族,蒙古语族的蒙古、达斡尔等族,历史上都曾信仰萨满教。历史上萨满教刚形成的时候,如同母系氏族的首领一般由女性担任一样,萨满也大都由女性担任,后来进入父系社会后,女子可以当萨满的传统一直延续了下来。

       封建社会以来,女性的地位虽然有所下降,但历史保留下来的传统毕竟不是那么好一下子祛除的,加之萨满教一直存在于蒙古人的世世代代中并未完全消失,阿阑.豁阿的故事集中体现了女性在当时的地位,萨满教还残留于那个时期。试想,如果当时女性的地位是特别低下的话,阿阑·豁阿应该早早的被她的两个孩子杀死了,而不是仅仅怀疑那么简单,更何况在阿阑·豁阿教给他们折箭的深刻道理后,她的孩子们很感激她,这些都足以说明在那个时代孩子们还是很尊重和相信母亲的。现在我们科学的看来感光怀孕是根本不可能的,这只能是阿阑为了隐瞒孩子而编造出来的谎言,但是孩子们却相信了,足见萨满教的女权主义的思想还深深影响着历代蒙古人。
       女性的地位并不是随着母系氏族的消退而变得低下了,在母系氏族的根基上繁衍出来的萨满教也不会因为母系氏族的衰退而一蹶不振,本人一直认为历史的影响力不可能说没有就没有的,它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就像其产生一样,没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是不会成长或消亡的。萨满教亦是如此,它一直贯穿着蒙古族的历史中,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只是台前台后的问题。这些都在《秘史》中有所体现。

基督教的传入与五子折箭的故事

       关于《蒙古秘史》成书的时间,本人不做讨论,暂且引用目前学术界最为认同的观点,即1228年(戊子)。那我们再来看看基督教的传入时间。
       对于这个问题的一种说法是基督教在唐朝初期最早传入中国。据公元781年于长安西面所立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载,公元635年(唐贞观九年),基督教的异端支派聂斯托里派,唐人称景教,从叙利亚经波斯传入中国,受到太宗到德宗六代皇帝的尊重。因此该教在大唐时期广泛传播。景教在中国存在二百多年,自行消亡,即约900多年间。后来在明朝由利玛窦传入中国。而上文提到的现在对《蒙古秘史》的创作时间的推断,普遍认为此书在1228年前完成最初版本,在这种说法下,基督教就不太可能对元朝产生影响。
       还有另一种说法:元朝开始,大量色目人来到中国,中国的景教信徒回升。马可波罗和一些中世纪西方学者指出中国和蒙古有很多景教小团体存在,特别是蒙古克烈(kerait)、汪古(ongut),乃蛮三部族皆信奉景教,其实信仰景教的都是突厥遗民。1278年罗马天主教教宗尼阁三世命弗朗西士派教士五人到中国传教,并致信忽必烈,请他善待所遣教士,照顾他们的需要,在他们回罗马时,派人护送。1289年尼阁四世派方济各会教士孟高维诺率宣教士数人抵达中国。当时景教在帖八里的主教曾一度与当时新兴的天主教的教士发生冲突。元朝的基督徒(景教与天主教等)称为“也里可温”(arkagun),享有免兵役和免税的特权。据马可波罗报告,元代中国北京、山西大同、甘肃敦煌、肃州、甘州、凉州,宁夏、新疆喀什噶尔、莎车、伊犁,江苏扬州、镇江,浙江杭州、温州,福建泉州都有景教徒和景教寺。
       这两种说法都是从本土的角度去看基督教是否传入蒙古族,但是如果从蒙古族自身扩张的角度去考证是否受基督教的影响,则未免不可。因为蒙古帝国在鼎盛时期,疆土曾达到欧洲,他们占有大部分的小亚细亚、今天的伊拉克、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西藏、部分的印度与缅甸等地,可以说几乎将欧洲纳入统治范围之内进行统治,而西欧最大的宗教就是基督教,怎么可能不受其影响。而且基督教中耶稣也是因着圣灵成孕,由圣母玛利亚所生。这跟《秘史》中的感光受孕、阿阑生子本质上是一致的,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
       《蒙古秘史》中的第19节和第22节讲述的是阿阑·豁阿让五子折箭,教育自己的儿子们要齐心协力的故事。中国历史上还有关于折箭的典故,出自于《魏书·吐谷浑传》:吐谷浑的首领阿豺有二十个儿子。一天,阿豺对他们说:“你们每人给我拿一支箭来。”他把拿来的箭一一折断,扔在地下。隔了一会儿,阿豺又对他的同母弟弟慕利延说:“你拿一支箭把它折断。”慕延利毫不费力地折断了。阿豺又说:“你再取十九支箭来把他们一起折断。”慕延利竭尽全力,怎么也折不断。阿豺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知道其中的道理吗!单独一支容易折断,聚集成众就难以摧毁了。只要你们同心协力,我们的江山就可以巩固。”
这个典故跟《秘史》所记载的“五子折箭”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为了教育孩儿们团结一致。但是两者的区别在于《秘史》中的主人公是位女性,而《魏书·吐谷浑传》中的却是位男性。虽然两者可能都只是个寓言故事,但是试想既然是寓言,为何不原原本本的照抄下来,而要将主人翁改为女性呢?在本人看来,只有一种可能,即突出女性的分量。

       我想,失传的《蒙古秘史》的原始版本一定有许多关于女性多么多么重要的记载,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几种版本《秘史》很少涉及女性这个话题。关于原因,本人相当赞成杰克·魏泽福的观点,认为关于女子的记录曾经遭到不明人士的删除,使得这些女性的角色湮没在可见的史册上,以至于很难找到有关女性地位的记载。但是通过以上论述,本人还是坚持认为在本土宗教萨满教以及外来宗教基督教的影响下,女性散发的光芒是势不可当的,尽管有些官方的需求,将《秘史》修改了,但仍有残留的细节,供我们探索。

责任编辑: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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